家族史、家族文化及其酿造的家族精神是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尤其是那些人才相继、名流辈出，对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产生过重大与较长时期影响的名门望族，其家族的源远流长、兴衰成败以及丰厚的文化底蕴，在社会文化史研究中更具有重要的价值。但是，以往学术界对名门望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魏晋南北朝门阀制度的宏观分析和对该时期个别门阀望族的个案研究上。而对其它时期的名门望族，尤其是门阀制度崩溃之后的宋元明清时期的望族研究，除30年代潘光旦先生的《明清时期的嘉兴望族》和近年来少数几篇论文外，总体上还较为薄弱。因此，王育济、党明德教授主编的《中华名门望族丛书》作为一部全面系统研究名门望族的通史性丛书，其本身就具有填补空白的开拓性意义。
该丛书的成功之处首先表现在家族史研究范围的拓宽方面。丛书作者认为，名门望族是与整个中国传统社会相始终的一种客观文化存在。所以，这套丛书不仅重视研究对象的时代性，从每个历史阶段选择具有代表性的名门望族进行研究；而且强调研究对象的多样性，不以是否世代高官为唯一标准，而是有意地把文化世家、工商世家、名医世家等各种类型的名门望族也纳入研究视野，从而在动态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多层面、多方位地反映名门望族的全貌。
它的又一成功之处还在于注重了研究的深度和力度，注重了家族兴衰规律的研究，注重了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地理环境等因素与家族风范的互相影响。一是以专题研究的形式，从生存状态、家族心态、价值观念和婚姻标准等多侧面，对名门望族的家族文化及其酿造的家族精神进行深入研究，努力发掘出每个望族的独特家风，把他们的个性呈现在读者面前。这样不仅避免了流水帐式的平铺直叙，而且能把中国传统家族文化的精华提炼出来，给读者以许多启迪。二是虽立足于家庭史研究，但并不局限于此，而是以家族史作为观察整个中国历史的窗口和缩影，通过对名门望族兴衰沉浮的理性思考，着意揭示出其背后所蕴含的历史变迁的信息。如《历代王氏望族》就敏锐地观察到了以琅琊王氏为代表的旧势力的全面没落和以临川王氏为代表的新势力的一时勃兴，精辟地指出其间的关键因素就在于唐宋之际的中国社会在政治上、经济上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其中最有积极意义的变化，就是门阀制度的彻底终结和科举制度的普遍推行。历史大气候变了，作为门阀政治代表的琅琊旧大族，自然也就泯灭无闻了。相反，本无较高社会地位的江西新望族却能适应时代变迁的需要，及时抓住科举制度带来的难得的历史机遇，沿着读书、中举、光大门第的起家新模式，取得了“人才之盛，遂甲于天下”的骄人成就。像此类以小见大、由近及远的精彩分析，在丛书各册中随处可见，确实做到了把理性的思考自然融入形象、具体的家族社会的流程之中，这是《中华名门望族丛书》达到较高水平的保障。
《中华名门望族丛书》重视相关史料的汇总和整理工作，不但在正文中尽可能地把历代正史、野史笔记、州县方志、谱牒文集、碑传墓志中有关的材料网罗无遗，而且专门以“附录”的形式，把研究资料相对缺乏而散见于各种记载中的其它名门望族编写成百余条左右的简介，并详细注明原始记载的出处。这样，既便于反映出历代名门望族的全貌，又可以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查找资料的较大便利。尤为可贵的是，该书往往能在以前研究者因资料掌握不够的领域发前人之未发，提出令人耳目一新的新见解。
作为一部大型的创新之作，《中华名门望族丛书》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令人不满意的地方，如对历史上非汉族的名门望族的研究就显得很不够，对清末名门望族的蜕变轨迹也用力较少，部分作者对正史以外资料的收集也略嫌欠缺，等等。这些虽是局部问题，但本着《春秋》责贤的笔法，还是要“吹毛求疵”。希望作者们在日后的研究中，能够不断地超越前人，超越自我，推出更好的学术成果以嘉惠学林。
